「幹，在臺灣舞臺上好爽，在我們那邊都不能說髒話。」
當心愛的樂團或創作歌手，開始前進中國市場，身為粉絲，你的感受會是被背叛的憤怒、對現實妥協的不意外，還是信仰幻滅的崩潰？
《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採訪數十位出身獨立音樂界的產業人士，記錄被隱形高牆噤聲的樂音。
中國的音樂市場量體多大？據了解，每唱一場中國音樂祭的酬勞大約是台灣2至4倍，而獨立樂團、創作型歌手舉辦演唱會（專場）的單張票價雖然較台灣便宜，落在新台幣500元至1,000元區間，但台灣演出集中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中國則分散數十個城市，跑一趟巡迴下來，累計的總觀眾數、總收入遠高於台灣。
根據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的分析，2023年全中國音樂市場產值已達4,695億人民幣（約新台幣2兆元）；同一年台灣的音樂市場產值，根據文化內容策進院統計，是新台幣288億元。（註1）
兩岸市場的巨大落差吸引台灣音樂人西進，主流音樂人早在1990年代進入中國表演，已長達30年。2010年後獨立樂團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一名長期關注台灣音樂產業的微博公眾號「小島音樂速報」站長逐年統計，2023年間約有120組創作型的台灣音樂人曾在中國登台演出，而且自2019年開始，舉辦演唱會數量的榜首，清一色是台灣的獨立樂團。
但矛盾也在此。有別於出身大型唱片公司的周杰倫、蕭敬騰、王心凌等巨星，這批曾經被視為「非主流音樂人」的搖滾樂團、創作歌手通常代表著「自由」和「反叛」精神，他們的音樂貼近社會現實，唱出小人物困頓，為青年世代譜下心情，也經常和社會運動並肩同行。
一名長年帶領搖滾樂團前往中國巡迴的資深經紀人A（化名）向《報導者》分析，阿信和安溥一定受到非常嚴重的政治壓力，在那當下「錢不是重點，是整個團隊的安全和生計」，他們得保護演唱會團隊裡上百名幕後工作人員。A也強調，這兩名歌手長年背負著台灣樂迷的大量期待，才因此被中共盯上，成為對台灣音樂人「殺雞儆猴」的箭靶，如今樂團界都在害怕著：「什麼時候輪到我？」
有形的政府審查：每一首歌、每一句話都遭監視
音樂傳達信念，應是自由而熱烈的吶喊。但當音樂必須面對政治與審查，是抗拒、被迫沉默、無意識地唱和，或選擇熱烈跟唱「主旋律」？生在民主的國家，台灣人對極權的控管是否有足夠的區辨能力？《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以專文寫出箇中觀察。
《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分為三個章節：報導漫畫〈唱進／噤中國〉由擅長以細緻筆觸描繪內心情感的漫畫家高妍，從自身對音樂的熱愛與了解出發，結合專訪報導與探詢記者心境，以無聲漫畫做為載體，對撞上政治高牆的音樂產業現況拋出響亮問句。
深度調查〈如何低調而不低頭？當「政治紅線」成為台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音樂人為何西進？台灣市場的「飽和」危機與轉機〉、〈4位音樂工作者的自白：跨足中國，我能說服自己、把握底線、不傷粉絲嗎？〉、〈專訪馬世芳：曾被中國人舉報的時代見證者，想送給台灣音樂人和樂迷的話〉：由報導團隊深入探訪音樂產業人士，卻極少見的有高達八成五受訪者要求匿名。當「政治紅線」成為臺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中國政權對藝文產業的審查標準步步緊縮，會對音樂圈帶來怎樣的衝擊？
新聞幕後〈記者手記：一場仍在進行中的追問〉、〈漫畫家手記：聽見回聲，是因為另一端有人〉則為記者許時愷和漫畫家高妍的記錄。在這個資訊浪潮無孔不入、衝突與分歧不斷產生的時代，報導團隊立於洪流之中，為自己、也為想求得答案的樂迷們持續追問。
究竟一名台灣音樂人要在中國表演前，必須經過幾道審查？某樂團主唱洪靖（化名）向《報導者》說明，根據嚴格程度排序，這些樂團可登上的舞台依序分為：「電視節目、中大型場館、音樂節、小型Live House」4種，中大型場館包含體育館、展覽館等萬人等級的場地，Live House則是專門供音樂表演使用，人數約在千人至數十人不等的小型場地。
為了確保每種舞台、每位演出者的言行都「遵循黨的旨意」，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廣設大量審查機構。電視節目由中國中央的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廣電總局」主管，音樂節和演唱會則隸屬國務院的「文化和旅遊部」負責，而這些單位在各省、各市（註2）都有下屬機關，並且一致聽從中國共產黨指揮。
以申請演唱會為例，第一步會先由當地民間主辦單位邀約，再來和台灣團隊確認場地，接著是俗稱「報批」的文書審查。洪靖解釋，台灣團隊必須向主辦方繳交「音樂、影像素材、登台人員清單和背景資料」，主辦方再向該省負責審查演唱會的「文化和旅遊廳（局）（註3）」申請許可，「接下來就是等，我們只會收到（主辦單位通知）『過、不過』兩種結果，沒有過報批的歌，我們也不會知道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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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文字獄成為日常：人民互相猜忌、爭畫紅線
從地下走入主流的獨立搖滾樂團和創作歌手曾經引領臺灣社會變遷，他們的詞曲反映現實，為青年世代譜下心情，也常和社會運動並肩同行。這些歌聲近十年間吹進中國，讓「聽團」躍為臺灣與中國年輕人窺探世界的窗。
但隨中國共產黨加強管制藝文產業，緊縮言論自由，透過中國累積資本與經驗的音樂工作者，如何在中國的政治時局下自保？
一名在中國發展逾十年、經常和中國廠商互動的唱片製作人林子亭（化名）見證政策逐步加嚴的完整過程。他回憶，以前即使報批未過，至少猜得出原因，或能打聽到哪裡需要修改，音樂人尚能判斷風險、找背後的官方單位協調，甚至去試探創作自由的界線。
有形禁令持續增加，過去的灰色地帶已不復存在。音樂人西進賺錢表演，但西線並非無戰事。
所有前往中國的演員、歌手都擔心觸犯紅線，多數主流市場的藝文工作者選擇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大勢而走；在習近平上任後，就是要跟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一個中國，不論是出版人、教書的、媒體人，若要賺中國的錢，幾乎都要「姓黨」，以避免瞬間失去收入或人身自由，還可能拖累自己的同事、公司、親朋好友。這把火也燒到象徵著獨立精神、勇於說出自己信念的獨立樂團和創作歌手。
先有政府審查，接著無數小粉紅自發性地緊盯網路言論，無形產生自我審查，甚至互相猜忌，這是最令林子亭痛心的影響。長期和他合作的中國音樂人大多習慣「翻牆」，了解自己活在被監控的社會中，「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有在思考，所以任何一點點諷刺、隱喻的東西，他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正因如此，這群曾經的朋友容易淪為審查先鋒，為了自保刁難台灣歌手。
「如今去中國申請表演，是好幾億人一起做審查，根本不知道是誰在盯著我們。」
抵達底線之前，記得自己來自何處
「我一次在某個音樂祭中聆聽某位國家來的歌手，他在臺上說了一句我永生難忘的一句話：『幹，在臺灣舞臺上好爽，在我們那邊都不能說髒話。』自我審查會不會就是創作生命的一種慢性自殺呢？推薦本書，希望文字作為一種抵抗。」——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 劉珞亦
曾被那些自由聲音感動過的我們，面對像是陷入困頓的臺灣音樂圈，還有什麼可能？
成功大學不分系教授、獨立音樂工作者吳易叡推薦道：「音樂從來就不是政治上無辜的美學形式，而是一種深度嵌入權力、歷史與社會關係中的美學實踐。臺灣樂團文化在冷戰的殘影中萌芽，在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中歷經本土極權的冶煉、迸發、在地化／國際化，與其說受到現實的影響，更如同布萊希特所言，是改變政治現實的重鎚。與中國可以共享語言特色，卻又獨樹一格的臺灣樂團，在選擇躬身入局和堅持不染之間，依然正在不斷重塑兩岸的聲音地景。」
政治審查如此嚴峻，除了市場考量之外，還有什麼因素吸引台灣樂團繼續前往中國演出？
許多受訪者都提及，中國樂迷非常喜歡請他們在簽名時寫上「自由」兩字。阿睿也坦言，看見中國樂迷求知若渴的樣子，「身為一名創作者，當下你真的會被感動。」
這群台灣音樂人的親身體會並非特例，近來中國網路上最流行的台灣樂團作品之一，竟是「珂拉琪」以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寫下的〈萬花千蕊慈母悲哀〉。這首歌透過抖音爆紅，在中國的串流音樂平台「網易雲」上累積近3萬則留言、千萬播放數，還有中國網友隱諱地介紹了228事件、鄭南榕等政治敏感字。
曾在2019年遭小粉紅舉報為「台獨分子」，從此不再入境中國的音樂作家馬世芳，是這系列報導中極少數願意具名的受訪者。馬世芳認為，當一名台灣音樂人捲入和中國相關的政治爭議，大批粉絲常會陷入糾結，既不忍出聲苛責，又不甘繼續支持──這些真正被傷害到感情的樂迷，都是最愛這些音樂和台灣的一群人：
「是中國政權以這種手段造成台灣的擾動和分裂，醞釀了很多的負面情緒，我覺得這才是最糟糕的事。真正最該譴責的，難道不是一天到晚逼人表忠的那個政權嗎？」
（文章節錄自《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一書，詳細全文請見原書籍。）
當聲音可能隨時被戴上枷鎖，審視眼光成無所不在的壓力，究竟是唱「進」中國，還是唱「噤」中國？紅光中的自由，是否存在？
《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
作者：報導者、李雪莉、許詩愷、黃世澤、高妍
出版社：蓋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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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樂手巢編輯部
資料來源：蓋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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