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城市遊牧影展於5月15日舉辦「B-Panel 關於音樂紀錄片的一個討論」座談會，與會者包括德國導演Klaus Maeck、德國DJ與音樂製作人Mark Reeder、德國導演Marco Wilms、台灣導演施合峰、城市遊牧影展策展人Dave oh Yeah、主持人政治、文化與音樂評論家張鐵志。
座談會內容以本屆遊牧影展放映作品《B級片：地下柏林》（B-Movie: Lust & Sound in West-Berlin 1979-1989）為主，由導演與演員介紹80年代柏林音樂人軼事與時代價值觀，此外，三位導演亦各自分享拍攝音樂紀錄片的想法與過程，揭示拍攝音樂紀錄片不只因為喜歡音樂，同時藉由音樂與影像敘事，凸顯影人關心的事件、現象與時代氛圍（以下為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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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Punk Spirit
談到未來意識，Klaus導演有感而發80年代和現代人價值觀有極大差異，「80年代的我們並不考慮未來，因為根本沒有未來，這是龐克思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大家都一直在提未來，當時的我們活在當下，來寫歌吧！來拍片吧！我們不去想商業模式如何賺大錢，或是如何變成藝術專家，我們只想做有趣的事，做些有價值的事，這也是為什麼那時會出現那麼多狂野的藝術創作。為什麼要一直提未來，怎不說說現在呢？」
Mark說道，當時柏林籠罩在冷戰對峙陰影中，東西德隔著柏林圍牆，被蘇維埃軍隊包圍，這種氛圍讓人們對未來不敢懷抱期待，只曉得狂歡作樂。「我們不在乎，沒有未來就是龐克精神。」張鐵志補充，英國龐克搖滾樂團「性手槍」（Sex Pistols）1977年發行的歌曲就叫〈沒有未來〉（No Future）。
＃Sex Pistols-No Future
About Celebrity in Berlin
策展人Dave提問，《B級片：地下柏林》電影中出現圍牆倒塌前David Bowie在柏林開演唱會的畫面，此外還有Iggy Pop、Loo Reed等搖滾巨人，導演為什麼將變裝皇后與嗑藥狂潮等主題抽離紀錄片呢？
Klaus導演答覆，因為紀錄片的時間點設定在1979~89的十年期間，當時他們已經離開柏林，但靠著強大的影響力仍促使其他名人陸續來到柏林，例如音樂人Nick Cave、藝術家Keith Haring和名演員TildaSwinton等。
Mark回應，其實Loo Reed從來沒去過柏林，另外，他曾去過David Bowie和Iggy Pop位於柏林的公寓，在抵達David Bowie公寓之前，設想應該是充滿設計感和藝術氣息的住所，沒想到是廉價舊式壁紙和地毯，大家都無法想像David Bowie住在破爛的地方，更沒想到Bowie並未夜夜笙歌，而是長時間在家陪伴妻小或在超市採買日用品。Iggy Pop來自美國洛杉磯，為了逃離古柯鹼誘惑而來到柏林，沒想到柏林從東歐流入藥物，價錢反而更加昂貴。「他的廚房被一千瓶紅蘿蔔汁瓶子淹沒，冰箱還有紅蘿蔔木乃伊，因為嗑了毒品就不會想吃東西，必需補充營養。」
About FactoryRecord
策展人Dave提問，2002年英國電影《24小時狂歡派對》（24 hours party people）以獨立音樂廠牌“FactoryRecord”為主軸，描述1976～1992年在曼徹斯特的流行音樂文化。Mark是FactoryRecord的代理人，談談運作唱片事業過程吧！
Mark表示，他在1940年代認識FactoryRecord的創辦人Tony Wilson，當時Tony在廣播電台工作，時常到Mark工作的唱片行挑選音樂，某天他們同時聽到Joy Division的Live表演，覺得驚為天人，爭相成為Joy Division的經紀人，最後Tony成為經紀人，Mark則成為FactoryRecord的德國代理人，負責推廣Joy Division。
當時德國沒什麼人知道Joy Division這個英國樂團，有次邀請到柏林蠻不錯的場地演出，結果只來了30幾個觀眾，大家看吉他手名字很像德國人，便用德文叫囂樂團打開麥克風，樂團聽不懂德文，便用髒話斥責觀眾講英文，場子瞬間凝重起來。主唱Ian Curtis後來自殺，吉他手兼鍵盤手Bernard Sumner遭受強烈打擊，Mark便鼓勵Bernard到西柏林散散心，創作不同於從前樂團風格的音樂，重新闖出名號。
《24小時狂歡派對》預告片：
德國導演Marco Wilms與台灣導演施合峰在座談會下半場加入討論，導演Marco Wilms過去曾拍攝以埃及「阿拉伯之春」為主題的紀錄片《塗鴉與革命》（Art War），以及全世界最大重金屬音樂季「Wacken Open Air」的紀錄片《Wacken傳奇》（Wacken 3D）；來自雲林的施合峰導演關注公共議題，透過影像捕捉消失的年代與人文地景，作品如以高雄梓官區地方獨立搖滾音樂祭「蚵寮漁村小搖滾」為主題的紀錄片《離岸堤》與《蚵子寮漁村紀事》。
About Music in Documentary
音樂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特別是拍攝音樂紀錄片，然而，電影中的音樂版權費卻相當昂貴，版權及預算問題往往影響電影製作。導演們是如何安排影片中的音樂材料呢？
Marco導演表示，自己習慣一邊聽音樂一邊編寫劇本，電影開拍前他會先考量音樂，由音樂率先帶出主軸情緒，例如拍攝Wacken重金屬音樂季時，選用的音樂必需符合Wacken常在泥沙裡打滾的粗獷原始本質。Wacken音樂季每年約有十萬人參加，電影用3D手法呈現，希望看電影也可以親身體驗感官刺激，帶有實驗精神。音樂是電影的重要元素，音樂可以捕捉精確氛圍，呈現生活風格，表現特定時間點，也是情緒催化劑，加強與觀眾的情感連結。
▲紀錄片《Wacken傳奇》、《塗鴉與革命》導演Marco Wilms。
《Wacken傳奇》預告片：
Klaus導演表示，音樂不管在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是重要因素，由於自己曾擔任音樂顧問，也是音樂發行者，常常有很多導演在影片製作後期才反映他們需要音樂，又因經費不足要求提供免費音樂。不過也有些導演或編劇在規劃電影初期優先考量各場景配樂，這是比較好的做法，有利觀眾融入電影。他觀察一般電影僅分配2~3%預算給音樂，希望至少拿到50%預算，因為音樂可以改變影片。
施合峰導演當天穿著紐約搖滾樂團雷蒙斯（Ramones）T-shirt現身，他打趣地說因為穿黑衣顯瘦。「蚵寮漁村小搖滾」音樂季在紀錄片中偏向敘事背景，導演想凸顯這些門外漢辦音樂季的動機，依照內容調性，決定使用的音樂，在漁村辦音樂季顯而易見是很熱血的事情，記錄熱血，寫下鄉愁。
「蚵寮漁村小搖滾是個小舞台，活動那兩天是最難拍的，因為太多事同時在發生，也太多樂團，只能選自己喜歡的拍，透過導演情緒及觀點盡可能傳達，因望大家看完紀錄片會很期待參加，擴大傳奇效應。」
▲紀錄片《離岸堤》與《蚵子寮漁村紀事》導演施合峰。
《離岸堤》紀錄片：
About Timing
張鐵志提問：歷史持續進行中，拍攝紀錄片要如何切入事件與決定結束的時間點？如果有相同題材，會重拍一樣的題目嗎？或是刻畫其他重點？
Marco導演表示，自己常被問到拍完之後還要繼續嗎？有續集嗎？我不懂要怎麼結束還在進行的事，當我表達完每件想說的事，展示當下就代表結束。
施合峰表示，「蚵寮漁村小搖滾」前兩屆純粹為樂團演出，第三屆加入蚵寮國中的同學，讓同學站上小搖滾的舞台表演舞台劇，加強對故鄉的認同感與建立自信。因此就算是兩部相似的題材，著重不只搖滾音樂，還包括在地連結。
About Marketing
策展人Dave提問，當下有很多音樂紀錄片在進行，也有許多樂團想發行紀錄片，因為數位化時代銷售實體唱片並不容易，拍攝紀錄片或許能夠引來更多商機或巡迴演出機會。導演在拍攝音樂紀錄片時，要如何與這種商業考量取得平衡？
Marco導演不認同為行銷而行銷，不想做為宣傳而宣傳的紀錄片，如果是拍攝音樂季，樂團要自己爭取上鏡機會。的確有些曾經紅極一時，後來被遺忘的音樂人因為拍攝紀錄片而重新回到舞台，這種狀況應該從主角的心路歷程出發製作，拍攝角度轉為自傳性，思考如何為音樂階段策展。
Klaus導演表示，製作紀錄片必需講述充滿感情的故事，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嘗試讓音樂紀錄片成為「你」的故事，這種希望創造共鳴的創作心態，絕不同於為宣傳而宣傳。他推崇《尋找甜秘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是絕佳的音樂紀錄片範例。
Marco導演回應自己也很喜歡《尋找甜秘客》，雖然是部悲劇電影，但是很有建設性，「基本上，當一個藝術家是件悲劇的事，你因為不能擁有正常生活而感到莫名的孤單、無助，因此激發出藝術創造力。」你必需自己去尋找、抓出拍電影的材料，關鍵是製造衝突性。
Klaus導演補充，紀錄片另一個重點是辨別真偽與差異，真假難辨能激起疑惑，創造劇情張力，引發觀眾主動思索。
《尋找甜秘客》預告片：
目前施合峰導演著手進行家鄉雲林空氣污染主題紀錄片，希望今年進行巡迴放映，讓更多人了解空污議題。Marco導演更透露最近與立委Freddy林昶佐合作，在台灣開拍紀錄片，讓我們拭目以待！
※Urban Nomad 城市遊牧影展
Facebook：Urban Nomad 城市遊牧
紀錄整理、攝影：蔡舒湉
協力單位：城市游牧影展
延伸閱讀：音樂紀錄片幕後的故事（B-Panel：音樂紀錄片座談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