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優雅與殘酷之間:專訪《The Velvet Underground》紀錄片導演 Todd Haynes

西方文化藝術興盛的1960年代,是倡導愛與和平、浪漫自由的世代,在集體解放中追逐美麗新世界,尋求人與人之間的關懷。然而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聲音沒有光明救贖,從他們發行第一張專輯《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開始,就像一場地下實驗,時而噪音或乘著迷幻,或許不被當時代理解,但預示著告別純真的未來。

近年音樂主題紀錄片或傳記片相繼推出,終於輪到《優雅與殘酷之間: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問世。導演 Todd Haynes 過去作品便接觸不少音樂題材,而這是他執導的第一部紀錄片,用了四年製作期探索屬於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時代地景,並由 Lou Reed、John Cale、Maureen Tucker、Nico 等核心人物的故事與訪談娓娓道來。片中有著向 Andy Warhol 的實驗電影《Chelsea Girls》致敬的分割畫面,保持前衛但不過度追求實驗,重構60 年代紐約前衛藝術圈,匯聚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創造搖滾史轉捩點的一切。


▲導演 Todd Haynes 過去曾以《絲絨金礦》(Velvet Goldmine)向華麗搖滾致敬,也推出以 Bob Dylan 為主題的《搖滾啟示錄》(I’m Not There),獲得第64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

進入地下絲絨的世界

「如果沒有 The Velvet Underground,將無法想像其他音樂人的作品會是怎樣。」Todd Haynes 可說是一位資深樂迷,直到大學首次接觸到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音樂,才發覺自己當時聽的 David Bowie、Roxy Music、Patty Smith 以及無數後世音樂類型,根源都來自這個樂團。「他們的唱片讓我進入非常特別的世界,引領我發揮創造力作為回報,使藝術家或音樂家覺得有新的可能性,我想很多人都對 The Velvet Underground 有這種感覺。」

《優雅與殘酷之間:The Velvet Underground》製作期間正好遇上 Covid-19 全球疫情,幸運的是,他們早已在2018年拍攝了人物訪談,讓建構紀錄片所需的基石都到位。首次看到電影第一幕的粗剪後,Todd Haynes 知道這就是自己所想的樣貌,便和剪輯師 Adam Kurnitz、Affonso Gonçalves 一同進行剪輯,在疫情隔離期間得到精神解脫,「我們三人進入了這部電影的世界,這讓我們度過對抗疫情的日子,以及川普時代的終結,成為了我沒料想到的創作資源和養分。」

從檔案研究挖掘驚喜

艱鉅的檔案研究是製作這部紀錄片的首要任務,Todd Haynes 熱愛60年代的電影文化,也熟知 Andy Warhol 的相關影像作品,更透過檔案製作人 Bryan O’Keefe 深入研究,他分享時說道,當年曾進入The Factory 工作室、與 Andy Warhol 有過短暫浪漫關係的燈光/攝影師 Danny Williams,雖然在1966年人間蒸發,沒能在那激烈的時代中倖存,但他的藝術卻在 Andy Warhol 的許多影像作品之中留存,「他的視覺語言與 Andy Warhol 非常不同,Andy Warhol 通常是以單格靜止的影像構圖;而當你看到光圈、焦距的變化,以及不同的速度的演繹時,則幾乎都是出自 Danny Williams 之手,這是 Warhol 世界中的另一種質地和詞彙。」

紀錄片中還有大多素材來自安迪·沃荷博物館(The Andy Warhol Museum),其中關於展演空間「Boston Tea Party」的影像資料,讓 Todd Haynes 和製片團隊得以接觸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在波士頓時的生活,也如置身於樂團仍常在 Boston Tea Party 表演的時日。看著舞者及頻閃的燈光,再從閃爍中瞥見舞台上的 The Velvet Underground,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在當下,Todd Haynes 說這就像是電影的寶庫。

「如果 Lou Reed 還活著,這電影將會截然不同」

除了 Andy Warhol 的藝術,The Velvet Underground 紀錄片中飽含豐富多樣的美學和視覺語言。然而樂團和故事的核心——Lou Reed 已於2013年逝世,沒能實際現身於訪談素材的架構之中,也難免影響製作脈絡,但 Todd Haynes 認為:「我們擁有任何搖滾紀錄片所沒有的東西。」他說紀錄片的剪輯就像電影編劇,一切得從「有」和「沒有」的事物中創作與學習,Lou Reed 的聲音在此片中格外重要,加上 Todd Haynes 創作時對於文化美學的堅持,便得以造就電影的沉浸感,且不淪為拼湊片段的大雜燴。

「如果 Lou Reed 還活著,這電影將會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差異,但我知道我們已盡力做到最好,並充分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來呈現最多的情感。」就如電影尾聲的編排,能看見1973年 Lou Reed 與 Andy Warhol 的訪談,緊接著是1972年他與 John Cale、Nico 在巴黎現場演出的片段,這些畫面都為紀錄片帶來了真實的酸楚和心碎,因為眼前的 Lou Reed 已不在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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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鄭佩欣Anita/樂手巢編輯部
專訪、資料協力:Apple PR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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